我叫陈望，现年三十七岁，居住在北京顺义。白天在一家汽车维修店负责仓库事务，晚上则开网约车。我有一个五岁零四个月的女儿，名叫小榆。她第一次发烧是在一个周二的傍晚，当时北京刮着大风，天空昏沉得像是未清洗的锅底。我刚把车停到小区门口，手机便响起，是她幼儿园老师打来的。老师说道：“小榆爸爸，孩子发烧了，体温三十八度九，她一直觉得冷，您能过来接一下吗？”起初我并没觉得多么严重，五岁的孩子时常发烧，我们家小榆的体质向来也不算好，换季时常咳嗽，吃凉的容易拉肚子，而奔跑稍久会出汗，风一吹就鼻塞。她妈常调侃她，像一盆刚发芽的小葱，风一大就容易歪。

当我到达幼儿园时，她正坐在门卫室的小椅子上，身上披着老师的外套，脸色绯红，额头上贴着退烧贴。其他小朋友在一旁排队等家长接，她却没有哭，手中还攥着她那只浅粉色的小发夹。那发夹是早上她特意挑选的，上面装饰着一颗塑料小草莓。看到我，她举起发夹，说：“爸爸，掉了。”我蹲下为她夹好，手一碰到她头发下的皮肤，烫得我心一紧。她小声说道：“我今天没跳完舞。”我安慰她：“没关系，回家睡一觉，明天再跳。”她依偎在我肩膀上，并没有像平常那样询问车里有没有酸奶，也没叫嚷着要看路边的挖掘机。一路上，她闭着眼睛，睫毛微微颤动，嘴里呼出的气都是热的。

回到家，妻子已经为她煮好了粥，体温测得三十九度二。服用了退烧药并擦了身子，九点多体温降到了三十七度八。小榆精神稍有好转，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动画片，还把草莓发夹别到我的袖口上，说：“爸爸也漂亮。”我打趣道：“爸爸漂亮像什么样子？”她思考了一下，很认真地回答：“像要去参加表演。”我以为这一晚会这样过去。然而，半夜两点时，她的体温又升到了三十九度五。妻子披上衣服坐起，摸了摸她的手心，说：“要不去医院吧？”我望向窗外，风仍旧肆虐，楼下树枝晃动得厉害。孩子刚入睡，脸颊因发烧红得通透，眉头紧皱。那一刻，我思绪中并没有考虑到川崎病、心脏问题，更没有想到医生所说的黄金期。我最关心的是，急诊电话人多，到医院也是排队，孩子折腾一整晚会更加难受。我说道：“再观察一下，刚刚服用的退烧药还没起效果。明早再没退就去。”妻子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将孩子抱得更紧。

第二天早晨，烧依旧没有退去。我请了半天假，带她去了小区附近的社区医院。医生听她的肺，看了她的喉咙，判断出喉咙发红，怀疑是病毒感染，建议回家吃药，多喝水，三天后再去大医院。小榆坐在诊室的小椅子上，两条腿不停晃动，手中抱着她的兔子水杯。医生询问她哪里不适，她眨了眨眼，轻声说道：“我眼睛有点疼。”医生检查后确认有些充血，发烧会造成这样的情况。我们拿了药返回家中。她的体温那天在三十八度八到三十九度六之间波动，退烧药能降低体温的两个小时后又慢慢回升。她几乎没有食欲，喝了两口粥便推开了，说嘴巴疼。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干燥，以为是因发烧引起的。妻子在上班前几次回头看她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陈望，我还是觉得不安。”我应道：“我会在家盯着，放心吧。”她又问：“要是夜里还高呢？”我说：“晚上再看。”这句话在我心中徘徊了好几年。

往后，我一直想着再观察，再等等可行。但孩子体内的火焰并不会因为大人想省去一趟医院就停下来。到了第三天，她身上开始出现皮疹。不是大片的红点，而是在脖子和肚子上散布着一些小点，摸上去没有鼓起。妻子用手机拍下来，发给一个当护士的同学，对方建议最好去儿科看看。我开始计划带她去儿童医院，但当天汽修店临时来货，老板拨打了电话说仓库没人签收，今晚一批配件需送走。我心里想，医生也说三天不退才能去，而今天正好是第三天，决定等我把货点完，晚上去急诊。

小榆躺在床上，眼睛红红的，嘴唇干得像小番茄。我给她擦嘴，她却偏过头说：“疼。”我连忙问：“哪里疼？”她指着自己的舌头：“里面扎。”我用手机照亮她的嘴，发现舌头上布满了红点，像草莓般的样子。那一刻，我居然开起了玩笑：“你戴着草莓发夹，舌头也变成草莓了。”她却没有笑，只是从枕头旁拿过发夹，放在我手心里说：“爸爸，明天不要夹我的，头疼。”此时，我心中有些慌乱。晚上八点多，我赶回家时，看见妻子已经将小榆抱在怀中。孩子已经烧到了四十度，但手脚却冰凉。妻子红着眼眶，焦急地说：“现在就去医院。”我再也不忍心拦住，立刻抱着小榆奔下楼，打车前往首都儿研所。

急诊大厅人满为患，四周充满了孩子吵闹的哭声和大人的急切呼喊，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汗味。我们排着队挂号，排在前面的有好几十人。小榆靠在我怀里，眼睛半闭半睁。她瞥见大厅角落有个卖口罩的自动贩卖机，突然问：“爸爸，那个里边住着人吗？”我答：“没有，里面是口罩。”她轻轻嗯了一声。等我们终于就医时，已接近深夜十一点。医生询问她发烧的时间，我回答：“从周二傍晚开始，到现在是第三天。”医生检查了她的喉咙、舌头和眼睛，又摸了摸她的脖子，表示考虑感染的可能，皮疹也不典型，需要抽血检查指标。血检结果出来，炎症指标异常高。医生告知：“可以选择先回去用药，或留院观察。考虑到孩子现在情况较差，建议住院观察。”但留观室没有床位，我们只得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整夜。那一夜，我抱着小榆，胳膊麻得无法挪动，心中满是不安。她烧得神志迷糊，偶尔叫了两声“妈妈”。